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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19-11-30 18:19:06 浏览次数:2952

2019年1月至4月,广州警方捣毁10个涉黑组织和9个涉黑犯罪集团,查封、冻结和扣押涉黑资产约10.6亿元。图为广州警方缴获的刀具和其他物品。图/中信

《财经》记者王丽娜实习生李浩|鲁文伟|编辑

“80后”青海女律师林小清的“黑案”转折点。

2019年8月16日,青海省西宁市地方法院作出裁决,允许西宁市地方检察院撤销对林小清的起诉。“结果是预料之中的,”林小清的辩护律师徐平说。

在此之前,林小清被指控为一个由17名成员组成的犯罪集团的“关键成员”,因为她被指控为该公司的法律顾问,并参与调解纠纷和代表民事诉讼。2019年4月9日至10日,该案件公开审理,引起广泛关注。

林小清“黑案”的一个重要背景是:打击黑除恶的法律边界在哪里,如何准确打击?

就在林小清案件审理的第一天,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发布了《关于办理恶势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日常贷款”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财产处理若干问题的意见》和《关于办理“软暴力”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四个意见》)。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国家反三合会办公室主任陈一新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四个意见”必将对提高涉黑涉恶案件的办案质量,依法准确及时地打击涉黑涉恶势力的违法犯罪活动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对执法司法办案实践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做出具体回应和规定”

“四个意见”被学术界和人民理解为既是指导性意见,又旨在积极“纠偏”。在这场为期三年的全国范围内打击犯罪和邪恶的特别斗争中,“上半年”和“下半年”的结果如何?与中国以往许多打击犯罪和消除邪恶的特别行动有什么不同?涉及黑与恶的犯罪的立法和司法解释在实践中是如何发展的?这些都是观察这场打击犯罪和邪恶的特殊斗争的视角。

张铁燕是北京世纪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去年底,他接受了一个黑案子的委托。经过仔细检查案卷和比较法律规定,他意识到这是一个罕见的案件。

“这起黑色案件的主要组织者是63岁的村支部书记,其成员是六名40多岁的中年妇女。真的很难相信。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这是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张铁岩告诉《财经》记者。

本案主要被告人周觅,吉林省通化市东昌区江东乡宝安村前党支部书记。他还是通化市金球建材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东昌区金泉养殖专业合作社的法定代表人,另外六名女被告关雅娟都是他们公司或合作社的员工。

张铁岩说,该案件是由村民报告的。通化市公安局东昌区分局调查完毕后,案件于2018年8月移交检察院审查起诉。案件的原因是精心涉嫌组织和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诈骗、虚开发票、挑衅、重大事故、重大劳动安全事故,其余六人涉嫌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和诈骗。此外,周觅还涉嫌受贿。2019年3月,通化市东昌区检察院向法院起诉此案,指控周觅七项罪名,包括组织和领导黑社会组织。

据指控,周觅从1999年开始收购村企业,并逐步建立了一些企业。2006年,他担任该村党支部书记。通过自己和企业形成的影响力,周觅以公司成员为核心,组建了以周觅为组织者和领导者,关雅娟等六人为参与者的黑社会组织。该组织通过欺诈和其他非法犯罪活动或其他手段筹集资金,并为该组织的运作提供财政支持。该组织进行了许多非法犯罪活动,如寻衅滋事、威胁和殴打群众。它不是作恶、压迫群众、严重扰乱当地经济和社会秩序。

公诉后,此案被称为通化市东昌区发起专项打击犯罪以来的首例涉罪案件。

经过多次审阅文件和会见周觅,张铁岩认为周觅的行为不构成组织和领导黑社会组织罪。他说,周觅等人尚未形成犯罪组织,涉嫌犯罪只是一般经济犯罪,没有严重的暴力犯罪,不符合黑社会组织的基本特征。如果谨慎案件被认定为黑色案件,黑社会性质犯罪的认定标准就会被人为降低。黑社会性质的案件要求以暴力犯罪为基本特征,而本案中指控的暴力或暴力威胁行为只有一种是所谓的聚众斗殴,其他犯罪不涉嫌暴力或暴力威胁。此外,他还质疑了该案中的几项指控。因此,张铁岩向通化市东昌区检察院提出了法律意见,并在4月份的审前会议上向检察院和法院提出了上述意见,“最终引起了关注”。

2019年7月17日,通化市东昌区检察院表示,“发现本案事实与起诉书指控的事实不符”。因此,起诉书的决定改变了,不再指控涉黑罪,周觅被指控四项罪名,包括故意销毁会计凭证罪。

目前,此案已经审理完毕,张铁岩为周觅的清白辩护。通化市东昌区法院尚未做出一审判决。张铁岩说,这是一个罕见的案件,起诉后改变了起诉,因为反犯罪和反邪恶运动发起,“不像林小清的案件,这是一个案件中所有成员都被清除了参与犯罪的罪行。”

林小清参与了青海省首例恶势力“例行贷款”刑事案件,因其律师身份而引起关注。作为涉案公司的法律顾问,36岁的林小清一度被视为邪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重要成员”,在共同犯罪中扮演“配角”,并被控欺诈和敲诈。

在2019年4月9日和10日的庭审中,林小清的律师辩称,林小清从事正常和标准化的律师业务。她和涉案公司没有共同犯罪的意图或行为,也不是“邪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重要成员”。林小清客观上没有实施任何隐瞒真相的行为,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他的行为不构成欺诈。林小清通常代表涉案公司的诉讼业务,不违反法律法规,也不构成敲诈。8月16日,青海省西宁市地方法院裁定,允许当地检察院撤回对林小清的起诉。

上述两个案例已经得到“纠正”,不仅仅是个别案例。7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检察机关开展反黑除恶专项斗争典型案例(三)》要求全国检察机关集体学习案例,提供专项培训。官方网站最高人民检察院(Supreme People检察院)表示,这五起典型案件是围绕张军“黑恶不赦,黑恶不可胜数”的要求精心挑选和汇编的。在这五个典型案例中,有两个是不提高标准、不汇总数量、不依法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典型案例。依法增设了一个典型的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以起诉不作为犯罪。

最高反三反恶专项运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五起典型案件试图引导检察机关在处理涉黑涉恶案件时严格控制事实、证据、程序和法律适用。

一些涉黑案件的“整改”与“四个意见”的颁布密切相关。“四个意见”公开发布后,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国家反犯罪办公室主任陈宜新表示,“四个意见”不仅是依法准确办案和严厉处罚的必要条件,也是对社会关注的回应,将对法制轨道上专项斗争的全面深入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一些法律专家认为,这是对一些地方偏差的及时“纠正”,是对一年多前发起打击犯罪和邪恶的特别运动以来所获得的经验的总结。

从2018年1月开始,打击黑与恶的专项斗争将集中在重点领域、行业和与黑与恶相关问题突出的领域。这场斗争将永远针对各种反映群众最强烈和最深仇恨的邪恶势力。

随后,根据中央政府决心打击和惩治的十大黑恶势力,各地也详细列出了打击黑恶犯罪的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例如,河北省公安机关部署并开展专项行动,打击六个突出产业领域的黑恶犯罪,包括土地项目、交通运输、私人贷款、赌场、市场交易、采石和采砂。黑龙江省结合具体实际,把长期扰乱社会秩序和农村、城市、金融、煤矿等涉黑涉恶行为作为重点目标。

为了促进反犯罪和反邪恶的深入发展,到目前为止,中央政府已经成立了三轮监督小组,在全国各地进行监督。每个监督小组的主要领导来自各部门,他们的工作经验涉及司法、纪检、公安、市场监督、城乡建设等多个领域。由此可见,中央政府非常重视专项打击犯罪和反罪恶运动。

中国犯罪学学会前副主席、中南财经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康俊新是中央政法委员会“大数据与基层社会治理研究”重大课题的参与者之一。他认为,中央政府打击犯罪和罪恶的特殊斗争是形成有效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也是依法治国的必然选择。

康俊新向《财经》记者解释说,十多年前进行的打击犯罪和罪恶的斗争“似乎只有一个词,反映了党和国家对提高我国社会治理能力和形成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期望”前者主要是解决公安层面的重点问题和群众强烈反映的问题。后者着眼于表面,将要点与表面结合起来,全面解决社会治理层面的问题。社会保障和社会治理也是一个词的区别,但内涵、外延、实现方式和途径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不同的。部署的级别也不同。前者由中央政法委员会部署,由公安部实施。后者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部署,由中共中央政治和法律委员会实施。

从康俊新的角度来看,反犯罪反恶主要解决几个问题:一是通过反犯罪反恶加强基层社会治理,解决基层政权的空心化、弱化、家族化和被控制问题,实现村庄的振兴;二是严厉打击黑恶犯罪。黑色和邪恶的犯罪都披上了合法的外衣,更加隐蔽,并采取公司化和企业经营的形式。有必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更有效地打击黑恶犯罪。三是通过消除犯罪和罪恶,实现社会共建、共治和共享,巩固执政党基础,实现社会长期稳定。“打击犯罪和邪恶将是社会治理中的一项长期决策安排。”

自从特别打击犯罪和邪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人民日报》最近报道,截至2019年6月底,全国已消除2 104个与黑人有关的组织和7 274个与邪恶有关的团体,调查和处理了33 335个与黑人有关的腐败和“保护伞”问题,处理了33 270人。对比截至2018年7月底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字大幅上升。当时的数据显示,国家公安机关用邪恶力量摧毁了514个黑人组织和2993个犯罪集团。

当然,并非所有被公安机关中止的犯罪案件都会得到司法机关的承认。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统计,2018年共逮捕犯罪嫌疑人11,183人,起诉犯罪嫌疑人10,361人。我们逮捕了62,202名犯罪嫌疑人,起诉了50,827人。调查机关将9154起案件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因为这些案件涉及犯罪和犯法行为。没有发现2,117起案件与犯罪有关。

可以看出,相当多的犯罪案件被确定为高或低。2018年10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强调,全面依法治国的总要求应落实到专门打击犯罪和邪恶的各个方面,坚持实事求是。“是黑恶势力犯下了罪行,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不,他们绝对不会沉迷于收集这笔钱。”在今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张钧在工作报告中也作了类似的发言。

然而,一些不寻常的现象也可以在到处发布的信息中看到。例如,有些地方制定了打击犯罪和邪恶的目标,有些地方将91岁的人列为嫌疑犯,甚至有些地方还包括医生、记者、教师等。在打击犯罪和邪恶的宣传材料中。

“自从打击犯罪和邪恶以来,几乎每周都有这类案件的家属找我。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包括村庄暴君、贷款暴君、矿山暴君和城市暴君。”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董璇表示。在此之前,他是最高法院的法官,有多年的刑事审判经验。作为一名律师,他为50多起犯罪案件辩护。

回顾早期关于有组织犯罪的立法,董璇认为,1997年修订《刑法》时,明确规定了组织、领导和参与有组织犯罪的罪行,这为惩治有组织犯罪中的有组织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当时没有丰富的司法实践,所以立法抽象,难以操作。”

“黑社会”一词最早出现在1983年的“严打”中,是在1978年公安法恢复和重建之后。文件编号。中共中央[[1983]31号说,黑帮“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社会渣滓和黑帮”。他们使用杀人抢劫、强奸妇女、劫持船只、放火和爆炸等残忍手段来毁灭无辜的人,这对公共安全极为有害。当时没有黑社会犯罪。直到1990年召开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当时的中央领导才指出黑社会犯罪已经出现在广东、海南、湖南等省,并有从南向北、从沿海向内地发展的趋势。

1997年修订了《刑法》,规定了组织、领导和参加黑社会组织罪。次年11月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曹志在执法检查报告中明确指出,“黑社会性质的严重团伙犯罪”是社会治安形势依然严峻的主要表现之一。2000年,最高法院颁布了《关于审判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具体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刑法》第294条明确规定,“黑社会组织”应当具有组织特征、经济特征等。,还强调了“伞”特性的必要性。

董璇说,解释中的“伞”特征引起了一些部门的反对。200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将“伞”的特征从必要条件改为任选条件。

然而,司法实践中仍存在标准不明确、把握不一致等问题。最高法院和其他部门发布了两次关于处理黑社会组织犯罪的座谈会纪要。在打击犯罪和罪恶的斗争开始后,最高法院与有关部门一起,还制定了《关于黑恶势力处理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方针》。直到2019年4月,《四项意见》出台,明确指出了邪恶势力和邪恶势力犯罪集团的准确认定,坚决防止邪恶势力犯罪案件人为提高或降低认定标准。

4月20日,针对“四个意见”,中国政法大学举行了“刑事辩护十人论坛”。对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林子表示,在刑事政策中,刑法规定的“门槛”非常高,“保护伞”的存在导致了有关有组织邪恶势力骚扰的法律漏洞和空白。因此,有必要在有组织和邪恶势力的背景下规范骚扰活动,同时进一步完善立法和改善司法。他还说,在法律层面,在对犯罪的监管中应坚持法治精神,这不仅应确保程序和程序正义的合法性,而且应坚持犯罪的实质合法性。

在董璇的职业生涯中,他经历了几次重大的镇压行动。早在2000年12月,公安部就发起了为期10个月的打击犯罪专项行动。从2006年到2009年,全国连续三年开展打击犯罪和消除邪恶的特别运动。2009年9月1日,举行了一次全国新闻发布会,主题是打击黑与恶的特别斗争。会上说,自特种作战开始以来的三年里,国家公安机关共查处了1267起涉黑案件,铲除了13000多股邪恶势力,抓获犯罪嫌疑人89000多人。

此后,打击犯罪和消除邪恶的特别行动一直在继续。董璇还对重庆发生的罪行有着深刻的记忆。他在重庆犯下的几起重大罪行中担任辩护人,并最终平反了其中一起罪行。

董璇将区分是否构成类似黑手党组织的犯罪比作捡鸡蛋。首先,这取决于它是否构成“类似黑手党的组织”,然后取决于它是否构成类似黑手党的组织的犯罪。后者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它是否满足“主观要求”。参与者必须知道他们参加的组织的主要活动是犯罪。没有这一主观要求,他们就不符合构成犯罪的标准。

这场打击犯罪和反邪恶的运动与过去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深入挖掘邪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据《财经》记者统计,在过去公开的“保护伞”案件中,大部分来自基层公安部门,尤其是公安部门。

北京卫恒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彭奕轩向《财经》记者指出,“虽然“伞”作为判断其是否为“黑社会组织”的特征已经被削弱,但有些案件不需要“伞”,但有些案件在一定程度上与“伞”有关,只有在“伞”的默许下,天空才能被遮蔽。”因此,中央政府明确指出,打击犯罪和罪恶应与打击腐败和基层“打靶”相结合,深入邪恶势力的“保护伞”。

大多数黑色和邪恶的案件涉及更多的人员,而且很复杂。这给代表这类案件的律师带来了某些挑战。

在这场打击犯罪的特别运动中,彭奕轩注意到两点。第一,有些罪行涉及的罪行涉及的罪行涉及的罪行涉及的罪行涉及的罪行涉及的罪行涉及的罪行涉及的罪行涉及的罪行涉及的罪行涉及的罪行涉及的罪行涉及的罪行涉及的罪行涉及的罪行涉及的罪行涉及的罪行涉及的罪行涉及的罪行涉及的罪行涉及的罪行涉及的罪行涉及的罪行涉及的罪行涉及的罪行涉及的罪行涉及的罪行涉及的罪行涉及的罪行涉及的罪行涉及的罪行涉及的罪行涉及的罪行涉及的罪行涉及的罪行涉及的罪行 涉及犯罪涉及犯罪涉及犯罪涉及犯罪涉及犯罪涉及犯罪涉及犯罪涉及犯罪涉及犯罪涉及犯罪涉及犯罪涉及犯罪涉及犯罪涉及犯罪涉及犯罪第二,移交旧账户的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已经解决。 例如,已经实施了行政处罚或轻微刑事处罚,但在这次打击犯罪的行动中,将对其进行重新定义。

彭奕轩认为,从律师的角度来看,检察院的检察审查阶段非常关键。在此期间,如果辩护律师能够按照法律法规履行职责,与检察院充分沟通,有助于检察机关依法办案,不致浪费或忽视。如果可以做到这一点,也有可能为涉及黑与恶的犯罪取消上限或降低档案。“当然,这还取决于律师的辩护能否顺利进行,以及律师的辩护意见是否得到认真听取。”

几位律师报告说,在涉及犯罪和犯法的案件中,“会见困难”的问题更为明显,调查人员会找到各种理由搪塞,例如嫌疑人正在被传讯,需要咨询处理单位。

该律师事务所在接手涉及犯罪和犯罪的案件时也特别谨慎。在打击犯罪和恶行专项斗争开始后,地方律师协会加强了对涉及犯罪和恶行案件中律师代理的指导和管理,要求律师事务所在受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后,及时向当地律师协会和所辖律师协会备案。律师事务所还应监督和指导律师处理涉嫌邪恶势力犯罪的案件。例如,北京法律协会要求对此类案件进行集体研究。Xi安法协会要求律师事务所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在为无罪辩护或者改变案件性质时,应当组织集体研究,依法提出案件处理方案和辩护机构意见。律师事务所应组织对无罪辩护案件的集体研究,改变案件性质,这在以前的法规中很少出现。

打击犯罪和邪恶的特别斗争已经进行了一半以上。彭奕轩强调,应始终坚持两项原则: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相结合,早期打击和准确打击相结合,以确保打击犯罪和邪恶的斗争在法治轨道上进行。

康俊新还强调需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来消除恶习。他说,一些地方已经出台了一些政策,用地方政策来消除黑与恶。“这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在打击黑人而不是打击黑人和打击邪恶时,应始终强调法治思维、法治方法和程序正义。”

关于翻旧账的问题,康均心也强调应维护既有判决的权威性,切忌将扫黑除恶成果作为地方政绩相互攀比。“正是出现了一些不好的苗头,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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